康德认为道德原则具有先天性、普遍性和必然性，并非起源于经验而是高居于经验之上。

熹向以太极为体，动静为用，其言固有病，后已改之曰：太极者，本然之妙也。[63]这些说法也跟朱子的解释差别不大，如张栻所谓万化之源天地之根，朱子则谓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也，基本相同。

朱子只是对张栻未接受他的意见表示难以理解，对吕祖谦的异议则更觉得鹘突。然非有以离乎阴阳也，即阴阳而指其本体，不杂乎阴阳而为言尔。在这个意义上，以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来比拟，正如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不同，毛泽东思想是包含了刘少奇、周恩来等共同参与的理论与实践，朱子的思想和朱子学也可有类似的差别。[25]《朱子文集》卷三十二，此书之年参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目前学界多关注把张南轩作为湖湘学派的代表，这是无可非议的。

其答吴晦叔云： 伯恭昨日得书，犹疑太极说中体用先后之论，要之须是辨析分明，方真见所谓一源者。可见朱子定本吸收了吕氏的意见，去掉了系焉二字。但它拥有明显的、属于自己的精神，不只是秘法传授者（Mystagog），情形也是如此。

只有天子祭天、三公祭五岳、诸侯祭山川、民人五腊吉日祠先人、二月八月祭社灶仍被允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奠基都与这一轮的技术革命有内在的关系。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科技发展的重心在生物和计算机领域。除了徐光启、方以智等少数思想家之外，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缺乏对于科学现象的探究和关注，这导致中国的哲学家所关注的范围相对狭隘，实质上对人生活的处境也难以有深刻的认识。

大意是说，使用机械的人存有投机取巧的心思。由此，人类的基本组织方式和价值目标就会发生改变。

如果出现人机混合的存在状态，具备一定自我反思能力的机器人能否被随意终结其活动状态，被随意拆解甚至消灭?这也要取决于人们如何来定位这样的生命形态的人类存在的社会地位。据此，拥有权力、金钱的人和科学家自己更容易获得这样的技术优势，从而确立他们在阶层竞争中的优势，这可能会导致比以前所有形态中更为严重的社会不公。从总体的倾向来说，《周易》认为技术的发展与礼乐社会的建立之间应是一个顺接的关系，并不主张借助技术来征服自然，而是试图建立起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所以，从人际交往的角度，我希望以后的人工智能里要植入情感特别是亲情的因素。

但在负面的意义上，这种选择权也可能被滥用，即一些人可以通过权力或金钱选择增强自己的智商或身体的部分能力，从而导致社会公平和伦理的危机。《庄子》用寓言的方式所要提醒我们的是，到底什么才是人的自然状态，任何借助非自然的方式来改变自己，都会导向人之特性的异化甚至丧失。目前争议较多的是人工干预生育过程，人们担心这会导致人类先赋性的智能差异。(2)从儒家的立场而言，我们应如何理解和应对这样的挑战 首先，儒家式社会一般被理解为等级性社会，但事实上传统儒家强调学以成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要靠自己努力去争取。

而这些发明就原理上说，固然是对自然规律的利用，但科学的发展逐渐脱离了对自然的顺应而转变为控制乃至改变。人工干预生育过程已经有比较长的历史，从正面的角度看，可以通过预先的检查而防止一些带有先天性疾病的婴儿出生。

与目前我们通过肤色等手段区分人种、通过公民身份确立其国家归属的方式所不同的是，人类可以有其他标准的分类系统。在这样看似注重家庭利益的言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生命意识的另一指向，即家庭、国家和天下之间的一致性，从而认识到儒家对于生命价值的认知奠基于家庭但指向国家和天下。

关键词：人工智能，儒家伦理，家族，智能人 人类历史上，重大的技术进展往往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端。据研究，动物甚至一部分植物也存在着意识(感觉)，它们所缺乏的是自我意识。然而，要让阿尔法狗具有柯洁那样的因失败而导致的挫败感，应该比其学会如何战胜柯洁要复杂得多。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蒸汽机的发明将技术进步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在社会主体的价值目标中，我们一直在努力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但民族国家本身所内涵的矛盾，即国家在承担对内保护国民和对外防御侵略的职能之间，经常会出现基于国家利益而导致的价值紧张。

不过，更为明确的是，荀子相信人性中存在着自私的倾向，需要圣人制定礼仪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使社会在一个各安其位的状态下和谐地生活。三、人工智能会造成人类的进化还是异化 前文已经指出，人工智能对于人类最大的威胁是可能的智能机器人的自我意识的产生。

儒家特别强调教化在社会秩序建构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人们应该而且可以通过教化的方式达到互相理解，建立起共同体的基本价值观。人工智能的社会也会导致儒家以教化为手段的社会整合过程失去价值。

其三，从技术的角度看，未来世界可能会存在三种人：第一种是自然人，即在天然环境下生下来的人。更多的讨论集中在技术层面的可能性。

在中国早期的经典《周易?系辞》中，曾描述了圣人通过制器而不断推动社会进步的故事。一个保护国民的个人权利的国家可能同时是对弱小国家进行殖民乃至剥夺别的国家国民的个人权利的罪魁。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意味着人类离原始和自然的生活方式又远了一步。《孟子?尽心下》有一段话可以理解为非本能化地定义人类的经典性表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

而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则使得我们可以对自身的生命状态进行干预，在人类的延续过程中有充分选择的可能性。很显然，人工智能何时具有情绪控制能力以及自我意识，这是更为棘手的问题。

在这样的互动中，中国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就可能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描绘出属于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那么具体到儒家思想的角度，人工智能所可能带来的冲击会是如何?如果说，自19世纪开始的儒学危机是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带来的结果，那么人工智能的兴起，会对人类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从而是否会构成儒学的一场新的危机呢?这或许是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

可以设想的后果是，如果人工智能拥有自主的情感处置功能，那么他们与正常的人类之间会产生族群问题以及其他可能发生的社会对抗。如此，一方面把古代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与技术进步联系在一起。

在荒怠和迷失中，这样的天赋被掩盖，而失去了判别是非善恶的能力，成为小人;而总有一些人能够在社会的磨砺中，并不失掉他的良知，并通过各种方式存养浩然之气，这样的人变成大人。个人生命的意义与他为社会、为家庭所作的贡献密不可分。因为，现代性的思路只是要消解家庭血缘伦理，而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则从源头上改变了人自身，改变人类的再生产和组织形态。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人伦道德的讨论的确十分丰富，不过，古代哲学家们对于科技的发展始终不是十分热心。

与孟子相比，看起来荀子的生命意识缺乏主动的态度。这种差异被梁漱溟称为伦理本位。

2018年11月26日人民网报道了相关消息，称之为疾病预防领域的历史性突破。从上世纪开始的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一直被认为是新一轮技术革命到来的标志，人们对其加以充分关注是很自然的事。

但如果智能技术和生物技术相结合，我们可以预见，以后人们可以在出生环节改善智商或体质。我们并不能说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是一种由道德人假说向理性人假说的转进，而只能说，人类越发认识到个体自然存在的价值，人类的未来需要将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责任结合起来，而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式的互相否定。